**原文标题**: 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6版） ---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 2677 · 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6版）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 外科学分会乳腺外科学组 通信作者：刘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广州 510120，Email：liuq77@mail.sysu.edu.cn 【摘要】　近年来全球尤其中国乳腺癌发病年轻化，年轻患者面临高复发转移风险及生育、心理、 返工等独特需求，临床需在保障生存率的同时兼顾其长期生活质量。来自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 专家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乳腺外科学组的乳腺外科、肿 瘤内科、放疗科、妇科、生殖科、遗传学及护理部的100 余位权威专家，基于国内外最新的循证医学证 据，对年轻乳腺癌的流行病学特征、筛查策略、遗传突变影响、治疗方案、生育保护及康复支持等关键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结合中国临床实践经验，在《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2 版）》基础 上更新制订了《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6 版）》。本共识深入剖析了年轻乳腺癌患者的诊 疗现状和病情特点，并针对诸多缺乏标准答案的临床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旨在进一步规范中国年 轻乳腺癌的诊疗流程，优化诊治策略，同时为未来相关临床研究提供参考方向，以期进一步改善年轻 乳腺癌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　乳腺肿瘤；　年轻乳腺癌；　诊疗；　共识；　更新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25ZD05525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230057） 实践指南注册：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PREPARE‑2025CN677）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young breast cancer in China (2026 edition) The 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Breast Cancer (CSCO BC) Committee; The Society of Breast Cancer China Anti‑Cancer Association; Breast Surgery Group of the Surgery Branch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Qiang,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120, China, Email: liuq77@mail.sysu.edu.cn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 Young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onsensus; Update Fund program: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Project (2025ZD0552502);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2230057) Practice guideline registration: International Practice Guideline Registration and Transparency Platform (PREPARE‑2025CN677)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年轻乳腺癌的发病率呈增 长趋势 ［1］。年轻女性群体对乳腺癌的防范意识仍 有待进一步提高。相较中老年乳腺癌患者，年轻乳 腺癌患者在诊疗中存在独特的医疗和心理社会需 求，除关注生育力、保留乳房外形等个性化需求外， 仍需提高对年轻患者全面康复，包括心理康复和重 返工作等相关问题的关注。为规范和优化中国年 轻女性乳腺癌的诊疗，中国年轻乳腺癌（young breast cancer in China，YBCC）专家组就YBCC 临床 诊疗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以专家投票形式 形成第一版《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 （2022版）》 ［2］（以下简称YBCC1共识）。 YBCC 的诊疗仍存在很多临床问题，有待进一 步研究探讨。为了更好地反映年轻乳腺癌诊疗相 关研究进展及对临床实践的影响，乳腺癌领域相关 专家结合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实践，通过共识 更新研讨会在YBCC1 共识基础上共同讨论制订了 《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6 版）》（以下 简称YBCC2 共识）。更新版共识就年轻乳腺癌流 行病学特征、筛查策略、遗传突变的影响、治疗、生 育及康复等多方面的前沿议题进行了讨论。 2026 版共识在2022 版基础上，结合最新循证医学 证据与我国临床实践进行重要更新：新增极年 轻乳腺癌分层定义，并形成专家共识，优化年轻 女性筛查策略并强化早筛意识，推荐超声可作 为其首选机会性筛查手段、完善乳腺癌易感基 因（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BRCA）遗传咨 询与遗传风险评估流程、优化卵巢功能抑制 （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OFS）方案，将卵巢 保护贯穿治疗全程；同时兼顾生育保护与患者 社会功能回归，更贴合YBCC 患者的临床特点与 个体化诊疗需求。 第一部分 共识制订方法 1.共识发起机构与专家组成员：本共识由中国 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乳 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乳腺外科 学组共同发起。专家组由来自中国乳腺外科、肿瘤 内科、放疗科、妇科、生殖科、遗传学及护理学的 100余位专家共同组成。 2.共识使用者与应用的目标人群：本共识的使 用者为从事乳腺肿瘤诊疗相关的临床医师及专业 人员。本共识的目标人群为中国40 岁及以下年轻 乳腺癌患者。 3.共识问题的遴选和确定：共识制订组各领域 专家结合YBCC 特点，就相关临床重点关注问题进 行了会议探讨，并最终选定47个投票问题。 4.证据检索：共识制订工作组针对最终纳入的 关键问题进行文献检索，检索关键词包括但不限于 “年轻乳腺癌” “内分泌治疗” “卵巢功能抑制” “生育 力保护” “风险分层” “复发” “长期管理” “young breast cancer” “endocrine therapy” “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 “fertility preservation” “risk stratification” “recurrence risk” “long‑term management”等，作为专家共识撰写依据，主要来自 外文数据库（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和 中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截至2025 年6 月30 日，纳 入文献类型不限。 5. 推荐意见的形成过程：第二届YBCC2 共识 大会于2024 年12 月27—28 日在广州召开，大会邀 请国内外多位专家围绕YBCC 相关诊疗议题开展 专题讲座与分组研讨。采用共识会议法，专家组就 上述47 项议题，充分交流并匿名投票，单项议题投 票支持率≥60% 即达成共识。会后，专家组综合权 衡循证证据等级、YBCC 人群疾病特征、患者生育 与长期生活质量需求、治疗方案获益风险、国内临 床落地可实施性及多学科临床实操经验，同时参考 国内外权威指南完成本土化适配，在投票结果基础 上对若干关联议题进行整合归并，最终凝练形成 24条正式推荐意见。 6.共识注册与撰写：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 注册与透明化平台（http：//www.guidelines‑registry.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 2679 · org/）进行注册（注册号：PREPARE‑2025CN677），共 识由执笔人撰写初稿，YBCC 专家组成员进行修改 和评议，再由执笔人进行多轮修改，最终形成终版 共识。 第二部分 YBCC概况 一、年轻乳腺癌的流行病学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22年，乳腺癌为全球第2大常见恶性肿瘤，但 在女性中发病率和死亡率位居首位 ［3］。乳腺癌是 年轻女性（15~39 岁）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约占所有 肿瘤的30% ［4］，且全球范围内年轻乳腺癌发病率呈 增长趋势。2019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库乳腺 癌统计数据显示年轻女性（15~39 岁）乳腺癌负担 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1990—2019 年期间，年 轻乳腺癌的年龄标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显著增加 ［5］。2024 年美国最 新乳腺癌统计显示，乳腺癌发病率在2012— 2021 年期间以每年1% 的速度持续上升，其中年 龄<50 岁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年增速（1.4%）快于≥ 50 岁女性（0.7%），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增速 明显更快（分别为每年2.7%和2.5%） ［1］。 我国国家癌症中心基于肿瘤登记及随访监测 最新数据发布的2024 年国家癌症报告，2022 年 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约为35.7万例，占所有癌症新 发病例的15.6%，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第2位；死亡病 例约7.5 万例，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第5 位 ［6‑7］。 2022 年我国45 岁以下乳腺癌发病人数约占全球年 轻乳腺癌患者的14.5%，说明中国在年轻乳腺癌患 者群体中的显著地位 ［6］。中国22 个癌症登记中心 （城市和农村各11 个）的统计数据显示 ［8］：20 岁以 上女性乳腺癌的ASIR 从2003年46.34/10万人增加 到2017 年的68.78/10 万人，年增长率为2.5%，且各 年龄段均有增长。YBCC‑Catts 研究对中国国家癌 症登记中心和8 家医院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后发 现 ［9］：2000—2017年，极年轻乳腺癌（≤35岁）占比从 4.0% 增加到5.9%，病例数量从10 000 增加到 13 422，发病率年增约2%，而老年女性的发病率仅 略有增加，甚至在65岁以上的年龄段有所下降。 关于YBCC 发病趋势，86% 的YBCC2专家认为 发病率上升，其中73% 认为属全球趋势，14% 认为 我国特有；针对增长形式，61% 认为绝对数量与相 对比率均上升，31% 和7% 分别认为仅绝对数量或 仅相对比率上升。 推荐意见1：年轻乳腺癌在全球范围内均有上 升趋势（共识度：73%），且YBCC绝对数量和相对比 率呈增加态势（共识度：61%）。 二、年轻乳腺癌的年龄定义及特征 目前国际上对年轻乳腺癌的年龄定义尚未统 一，由于中国乳腺癌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为45~ 49 岁，YBCC1 专家组将40 岁作为年轻乳腺癌的界 限取得共识，与欧州肿瘤学院（European School of Oncology，ESO）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Medical Oncology，ESMO）发布的第五版 年轻女性乳腺癌国际共识（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guidelines for breast cancer in young women，BCY5）一致 ［10］。ESMO 青少年和年轻肿瘤 手册中显示，国外大多数乳腺癌患者年龄超过 40 岁，35~39 岁约占6.5%，30~34 岁比例较小 （2.5%），30岁之前占比不超过1% ［11］。 然而，国内≤35 岁乳腺癌患者比例明显更高， 且呈增长趋势。YBCC‑Catts 研究显示，从2000— 2017 年，≤35 岁的乳腺癌占比从4.0% 增加到5.9%， 农村增长相较城市更为显著，2017 年城市和农村 地区≤35 岁的乳腺癌占比分别为5.0% 和7.1% ［9］。 中国年轻女性乳腺癌发病、死亡近30 年的变迁情 况及趋势研究显示，1992—2021 年，对比其他年龄 组，15~39岁女性乳腺癌ASIR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 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女性乳腺癌 的发病风险呈上升趋势，死亡风险呈现先下降 （2012—2016 年为谷底）后上升的趋势 ［12］。中山大 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及上海 长海医院2008—2018 年登记11 671 例乳腺癌患者 中，年龄≤35 岁患者占10.3%，且预后明显更差，与 35~50岁和>50岁女性相比，≤35岁乳腺癌女性肿瘤 组织学分级更高，淋巴脉管侵犯的概率更高，三阴 性乳腺癌占比更大 ［13］。 ≤35 岁乳腺癌患者的生物学和临床特征不同 于>35 岁患者。匈牙利国立肿瘤研究所对2000— 2014 年的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极年轻 女性乳腺癌（≤35 岁）相较年轻女性乳腺癌（36~ 45 岁）患者，肿瘤分期和组织学分级更高，三阴性 乳腺癌以及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阴性 患者的比例显著更高，且远处转移发生率明显更 高，因此，极年轻患者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显著 · 2680 ·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更差 ［14］。一项基于法国人群的多中心病例对照分 析同样显示，与36~50岁组相比，≤35岁组的患者具 有肿瘤体积较大、组织学分级较高、ER 阴性比例 高、淋巴结受累多、脉管浸润多、乳房切除手术占比 大以及化疗比例更大等特点，且该年龄组患者的 DFS和OS均较差 ［15］。一项纳入9 985例<50岁乳腺 癌的大型研究中，<35 岁女性乳腺癌死亡风险显著 增加，每年轻1岁，死亡风险增加5%，而35~50岁患 者随年龄没有明显变化。此外，该研究显示，激素 受体（hormone receptor，HR）阳性患者中<35 岁较 35~39岁患者预后更差（P<0.05），但35~39岁与40~ 50 岁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9）；在HR 阴性 患者中，任意年龄组之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16］。可能由于年轻患者卵巢功能活跃导致体内 雌激素水平较高，刺激HR 阳性乳腺癌细胞生长， 从而与年长患者相比有更高的复发风险 ［2］。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对中美乳腺癌数据库进行的 分析发现，即使TNM 分期相同，HR 阳性人表皮生 长因子受体2（hormone receptor positive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阴性型≤ 35 岁患者较36~40 岁患者的OS 及乳腺癌特异性生 存率（breast cancer‑specific survival，BCSS）显著更 差。我国2 000 多例乳腺癌患者的70 基因 （MammaPrint ®，多基因检测产品，用于早期乳腺癌 复发风险预测）数据也显示，≤35 岁乳腺癌患者的 70基因评分显著较36~40岁患者更高危，证实了两 组的肿瘤生物学特征存在显著不同。 YBCC2 专家组针对<40 岁是否有必要增加分 级，将≤35 岁定义为“ 极年轻乳腺癌（very young breast cancer”）进行了投票。73% 的专家认为有必 要将≤35 岁定义为“极年轻乳腺癌”，而24% 的专家 认为没必要。 推荐意见2：将≤35 岁定义为“极年轻乳腺癌” （共识度：73%），其临床与生物学特征与35~40 岁 患者存在明显差异（共识度：62%）。 年轻乳腺癌在基因特征方面与其他年龄段的 乳腺癌也存在诸多不同，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遗传 突变，还涉及体细胞突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对 8 627 例未经选择的乳腺癌患者进行了BRCA1 和 BRCA2 基因胚系致病突变的检测，结果显示6.1% 的患者携带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年轻（≤40 岁） 乳腺癌患者中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率显著高于> 40岁的患者（9.7%比5.1%） ［17］。另一项研究对根据 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标准进行BRCA 基因检 测的乳腺癌患者进行回顾分析，数据显示6% 患者 存在BRCA 基因突变，其中≤40 岁患者群中突变率 显著高于>40岁患者（11.1%比4.9%） ［18］。 一项研究对SOFT 研究中HR 阳性HER2 阴性 早期乳腺癌患者进行基因组测序，结果发现，与年 长女性（≥40 岁）相比，年轻女性（<40 岁）的GATA 结合蛋白3（GATA binding protein 3，GATA3）（19% 比16%）和拷贝数扩增（copy number amplifications， CNA）（47% 比26%）的突变频率显著更高，而磷脂 酰肌醇‑4， 5‑二磷酸‑3‑激酶催化亚基α （phosphatidylinositol‑4， 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PIK3CA）（32% 比47%）、钙 黏蛋白1（cadherin 1，CDH1）（3% 比9%）和丝裂原 活化蛋白激酶激酶激酶1（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kinase kinase 1，MAP3K1）（7% 比12%）的突 变频率显著更低。此外，该研究发现年轻女性乳腺 癌中，同源重组修复（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HRD）特征相关的突变频率（27% 比 21%）和PIK3CA 突变同时伴有CNA 的比例也更高 （23% 比11%） ［19］。综合多组学分析不同年龄组患 者的基因组学特征显示，与年长组（≥40 岁）相比， 年轻组（<40 岁）患者在肿瘤蛋白p53（tumor protein p53，TP53）信号通路家族中的体细胞突变发生率 更高，在PI3K 信号通路家族中的突变频率更低（均 P<0.001） ［20］。一项针对35 岁以下女性早期乳腺癌 的全外显子测序并与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对比发现，在管腔A 型 （Luminal A）乳腺癌中，PIK3CA 突变在年长患者（≥ 45 岁）中更为常见，而GATA3（43% 比12%）和AT 富集相互作用结构域1A（AT‑rich interaction domain 1A，ARID1A）（18% 比2%）突变在年轻患者 （<35岁）中更为常见 ［21］。 推荐意见3：年轻乳腺癌肿瘤组织学分级更 高、TNM 分期更晚（共识度：91%）、复发转移风险较 高、总体生存较差（共识度：90%）、遗传突变率更高 （共识度：96%）。 推荐意见4：年轻乳腺癌体细胞突变与年长乳 腺癌有明显差异。 （共识度：65%） 年轻是影响乳腺癌预后的重要因素，且和乳腺 癌亚型具有相关性。一项meta 分析显示，年轻是 HR 阳性HER2 阴性乳腺癌的独立预后因素，在三 阴性或HR 阴性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中则不是 重要预后因素 ［22 ］。多项研究显示与>40 岁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 2681 · 相比，≤40 岁Luminal A 和Luminal B 患者的预后更 差，而HER2 阳性和三阴性患者中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23‑25］。一项国际多中心队列研究显示，相较白种 人，亚洲年轻患者（<40岁）中HR阳性HER2阴性乳 腺癌发生率更高，且该亚型中，<40岁患者的6年总生 存率较40~49 岁乳腺癌患者更差（94.4% 比96.6%， HR=0.62，P<0.001） ［26］。因此，HR阳性HER2阴性的 年轻乳腺癌患者更有可能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 推荐意见5：HR 阳性HER2 阴性亚型的年轻乳 腺癌患者预后更差。 （共识度：75%） 针对其他亚型，59% 的专家认为年轻乳腺癌三 阴亚型预后更差，50% 的专家认为年轻乳腺癌HR 阳性HER2 阳性亚型预后更差，32% 的专家认为年 轻乳腺癌HR 阴性HER2 阳性亚型预后更差，3% 的 专家认为年轻乳腺癌与其他乳腺癌的预后没有明 显不同，14%的专家选择不明确。 第三部分 年轻人群的乳腺癌筛查 一、我国年轻女性乳腺癌筛查现状与不足 乳腺癌筛查是通过有效、简便、经济的乳腺检 查措施，对无症状妇女开展筛查，以期早期发现、早 期诊断及早期治疗。其最终目的是要降低人群乳 腺癌的死亡率。乳腺癌早期诊断率的提高在短期 内可能显示乳腺癌发病率数据的上升，但患者的生 存期将显著延长 ［27‑28］。 目前国内关于乳腺癌筛查覆盖率及不同筛查 类型实际占比的数据报道较少。《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提出到2022 年和2030 年农村适 龄妇女“两癌”筛查县覆盖率应≥80% 和≥90% ［29］。 202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乳腺癌筛查工作方案》提 出，到2025 年底，35~64 周岁妇女乳腺癌防治核心 知识知晓率达到80% 以上，筛查早诊率达到70% 以上 ［30］。中国适龄女性乳腺癌筛查服务的可及性 分析显示：2015 年我国>20 岁女性既往和3 年内乳 腺癌筛查率仅17.5% 和18.9%；广东省农村妇女乳 腺癌筛查情况显示：2017—2019 年既往接受过乳 腺癌检查的比例为18.6%；而英国报告显示： 2018年3年内筛查率已达到75.9% ［31‑32］。 推荐意见6：我国≤40 岁年轻人群乳腺癌防范 意识不足，需要社会大众与医疗界共同加强健康教 育与筛查推广，提升早防早诊水平。 （共识度：94%） 二、机会性筛查与群体性筛查的比较及特点 乳腺癌筛查分为机会性筛查（opportunistic screening）和群体筛查（mass screening）。机会性筛 查是指医疗保健机构为因各种情况前来就诊的适 龄女性进行的乳腺筛查，或女性个体主动或自愿到 提供乳腺筛查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检查；群体筛查 是社区或单位实体借助医疗保健机构的设备、技术 和人员有组织地为适龄女性提供乳腺筛查服务 ［27］。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采用适龄女性群体 筛查模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女性乳腺癌发病 特点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别，目前乳腺癌筛 查以机会性筛查为主 ［28］，但综述分析显示2020 年 我国适龄女性机会性筛查占个体服务总量的比例 （0.6%）明显低于组织性筛查（95.8%）和体检 （3.6%） ［31］。中国女性乳腺癌群体筛查与机会性筛 查的比较研究显示，机会性筛查具有受试者乳腺癌 高危因素比例高、筛查阳性率高、乳腺癌检出率高、 活检阳性率高、筛查费用低的特点，但机会性筛查 的早期乳腺癌比例低于群体筛查，基层医院开展机 会性筛查时活检阳性率较低；卫生经济学方面，机 会性筛查的价值显著高于群体性筛查，群体筛查组 发现每1 例乳腺癌的平均费用为215 038 元，是机 会性筛查组15 799 元的13.6 倍 ［33］。2024 年发表的 一项中国乳腺癌早期筛查研究，基于1 072 万女性 大规模数据分析再次验证，机会性筛查的乳腺癌检 出率（11.9% 比1.32%）、早期癌症检出率（4.9% 比 0.82%）均高于群体筛查，但早期乳腺癌比例低于群 体筛查（72.42%比80.17%） ［34］。 YBCC 确诊时分期相对较晚，关于应该如何提 高年轻女性乳腺癌的早期发现率的问题未能达成 共识。56% 的YBCC2 专家认为应加强机会性筛查 （被动筛查），提高大众的防癌意识，面向前来就医 或体检的目标疾病风险人群检查；39% 的专家认为 应加强群体性筛查（主动筛查），有组织、有计划地 进行筛查，针对一般人群进行的检查，另有5%的专 家目前不确定。 乳腺癌筛查技术主要包括乳腺查体和影像学 检查，乳腺查体分为乳腺自我检查（breast self‑examination，BSE）和临床乳腺检查（clinical breast examination，CBE）。乳腺的影像学检查主要 包括乳腺X 线检查（钼靶）、乳腺超声以及乳腺磁共 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等。 三、筛查起始年龄及技术手段选择 目前国内外对年轻女性乳腺癌筛查的起始年 龄和筛查方法尚无统一标准。中国女性乳腺癌发 病高峰年龄（45~54 岁）较欧美国家提前10~15 年， · 2682 ·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故一般风险人群建议从40 岁开始筛查，对于乳腺 癌高危人群可将筛查起始年龄提前到40 岁之前。 针对一般风险年轻（<40 岁）女性人群，美国妇产科 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ACOG）和NCCN 发布的指南建议从 25 岁开始进行CBE，并每1~3 年重新评估1 次；美 国乳腺外科医师协会建议这部分人群除定期风险 评估外，不需要进一步筛查 ［35］。国内《乳腺癌诊疗 指南（2022 年版）》 ［36］建议20~39 岁的女性每月1 次 BSE，每1~3 年1 次CBE； 《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 南（2022 年版）》 ［28］建议18~25 岁女性，进行乳腺癌 防治知识宣教和每月1 次BSE；26~40 岁女性，进行 乳腺癌防治知识宣教，每月1次BSE，1年1次CBE。 BSE 可能有助于提高女性的防癌意识，但并不能提 高乳腺癌早期检出率，也不能降低患者死亡率；且 目前尚无证据显示，CBE 单独作为乳腺癌筛查的方 法可以提高乳腺癌早期的诊断率，降低患者死亡 率。《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 （2026 年版）》 ［27］不推荐对20~39 岁人群进行乳腺 筛查。 YBCC2 专家对于我国年轻女性机会性乳腺癌 筛查的起始年龄未能达成共识，14% 和21% 的 YBCC2 专家分别认为应该从25 岁和30 岁起，36% 和19%的专家分别认同从35岁和40岁起，另有5% 的专家认为应从20 岁起。NCCN 乳腺癌筛查指南 建议25 岁以上女性每1~3 年体格检查1 次，针对我 国25 岁及以上人群每1~3 年进行一次体格检查， 72% 的YBCC2 专家认为不够，20% 的专家认为足 够。说明国内专家认为我国年轻女性群体的筛查 仍需进一步加强。 乳腺X 线检查是欧美国家进行乳腺癌筛查的 主要手段，美国癌症协会推荐将X 线摄影检查作为 乳腺癌首选筛查方式，建议具有乳腺癌一般风险的 女性应从45 岁开始定期接受乳腺X 线摄影筛 查 ［37］。研究表明，乳腺X 线检查可降低乳腺癌死亡 率 ［38］。但乳腺X 线筛查对50 岁以上亚洲妇女诊断 的准确性高，对40 岁以下及致密型乳腺诊断的准 确性欠佳。因此《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 规范（2026 年版）》不建议对40岁以下、无明确乳腺 癌高危因素或临床体检未发现异常的女性进行乳 腺X线检查 ［27］。 乳腺超声检查是一种操作简便、无辐射的乳腺 癌筛查方式，是我国目前乳腺癌筛查主要的手段。 国内研究显示，乳腺超声筛查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均 显著优于X 线摄影，同时超声有更好的成本效果 比，采用超声筛查发现1 例乳腺癌仅花费X 线检查 的17.4% 或联合筛查的36.5% ［39］。对于中国女性， 从乳腺癌发病年龄、乳腺的致密度和卫生经济学等 方面考虑，乳腺超声在乳腺癌筛查中均具有明显的 优势， 《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2022 年版）》推 荐超声检查作为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的首选手 段 ［28］。但乳腺超声检查单独作为筛查措施的有效 性尚未得到充分的证据证实，部分指南推荐乳腺超 声检查可推荐作为乳腺X 线筛查的有效补充 ［27， 40］。 针对体检中心机会筛查人群， 《乳腺癌机会性筛查 规范路径专家共识》推荐40 岁以下女性以超声筛 查为主 ［40］。 乳腺MRI筛查，由于价格较高，检查时间长，对 病灶检测的灵敏度高，特异度低，容易导致过度治 疗。考虑经济因素等，MRI暂被定为高危人群的筛 查方式，不适合广泛应用。美国癌症协会指南推 荐，乳腺癌MRI普查适用于终生患乳腺癌风险高达 20%~25% 及以上的人群，包括胸部接受放射治疗 患者 ［41］。 YBCC2 专家组针对我国40 岁以下年轻女性机 会性筛查方式的投票结果显示，95% 的专家首选 B 超，仅2% 首选体格检查、3% 首选钼靶；99% 认为 B 超适宜，68% 认为应加入体格检查。关于是否需 要做钼靶尚未达成共识，53% 认为不需要，19% 认 为需要，28% 不确定。若需做钼靶，59% 的专家建 议从40岁以上开始，20% 建议35岁以上，16% 建议 45 岁以上；在钼靶频率方面，63% 建议每2 年1 次， 24% 建议每年1 次，6% 建议每3 年1 次，2% 建议每 半年1次。 推荐意见7∶40 岁以下年轻女性适合并首选超 声作为机会性筛查方式（共识度：99%）；对于筛查 路径，虽然“机会性筛查”与“群体性筛查”之间尚未 完全统一，但应加强年轻女性筛查（共识度：95%）。 具体到起始年龄，专家组认为应从35 岁或更早开 始接受机会性乳腺癌筛查（共识度：76.5%）。 四、妊娠相关乳腺癌（pregnancy‑associated breast cancer，PABC）及辅助生殖前筛查建议 PABC 通常被定义为发生在怀孕期间、产后 1 年或哺乳期的乳腺癌 ［42］。一般PABC 发病率较 低，为1/3 000到1/10 000，但易出现延迟诊断，其中 约2/3 的病例在产后的前6 个月内被确诊。主要原 因可能是妊娠期间部分妊娠相关的生理变化掩盖 了乳腺癌的初始体征或症状 ［42‑43］。PABC 平均发病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 2683 · 年龄为32~34 岁，约占40 岁以下女性乳腺癌的 10%，35 岁以下比例上升至15.6%，30 岁以下占比 高达20%。据报道，尽管有家族史和BRCA 基因突 变的患者存在高风险，但大部分PABC 患者无乳腺 癌家族史 ［43‑44］。关于PABC 预后，与未怀孕患者相 比，PABC临床结局较差，死亡率更高 ［45］。这可能与 多种原因相关，如诊断时年龄较年轻、TNM 分期较 晚、淋巴血管浸润和淋巴结转移更高，体内雌/孕激 素水平高 ［42，45］，提示应加强对PABC 早期筛查和防 范的重要性，以进一步提高患者生存。 关于接受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是否增加乳腺癌风险，目前尚无 定论。多数研究认为ART 未显著增加乳腺癌的风 险，一项纳入25项研究的meta 分析显示，ART 过程 并不会增加乳腺癌发病风险 ［46］。但也有研究表明 乳腺癌发病风险与辅助生育治疗时间呈正相关，如 使用促排卵相关药物超6 个月女性患乳腺癌的风 险有所增加 ［47‑48］。此外，多项研究表明乳腺癌的风 险随着ART 治疗开始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在40 岁 以上开始治疗的女性中风险最高，卵巢刺激可能会 增加40 岁以上开始ART 治疗的女性患乳腺癌的 风险 ［49‑50］。 YBCC2专家投票显示，68%认为怀孕及哺乳不 会增加乳腺癌风险，16% 认为风险升高，16% 不确 定。对于怀孕及哺乳期女性是否需筛查乳腺癌， 35%认为所有都需要，53%认为仅高龄（35岁以上） 孕产妇需要，71% 认为有乳腺癌家族史者需要， 57% 认为使用辅助生殖者需要。此外，93% 的专家 建议女性行辅助生殖前应常规检查排除乳腺癌，仅 7%选择“否”。 推荐意见8：妊娠及哺乳一般不增加乳腺癌风 险，但建议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孕产妇及拟行辅助生 殖者接受乳腺筛查。 （共识度：100%） 第四部分 年轻乳腺癌BRCA基因突变相关问题 一、遗传咨询与检测 乳腺癌患者中，9%~10% 患者会有胚系相关致 病基因突变，其中BRCA1/2是乳腺癌最常见的易感 基因，突变频率5%~6% ［51‑52］。携带BRCA1/2 基因胚 系突变的女性70 岁时乳腺癌和卵巢癌累积发病风 险分别为36%~85% 和10%~59% ［53］。对于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的卵巢癌患者，在诊治卵巢癌的同 时，应该注意乳腺癌的筛查，其生存时间越长，再患 乳腺癌的风险越高。John 等 ［54］的研究对184 例 BRCA 相关性卵巢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显 示携带BRCA 基因胚系突变的卵巢癌患者3、5 和 10 年发生乳腺癌的累积风险分别为5.6%、9.5% 和 33.3%。 《胚系BRCA 突变的卵巢癌（包括输卵管癌 和原发性腹膜癌）患者行乳腺癌筛查的专家指导意 见（2022版）》推荐同时符合下述3个条件的卵巢癌 应定期行乳腺癌筛查：（1）年龄>25 岁； （2）本人或 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携带胚系BRCA1/2 突变； （3）病情稳定的BRCA1/2 突变卵巢癌（包括输卵管 癌和原发性腹膜癌）患者，尤其是在卵巢癌治疗后 生存期越长的患者中越应该重视乳腺癌的筛查 ［53］。 推荐意见9：建议BRCA 突变的卵巢癌患者定 期到乳腺专科就诊，以协助防范乳腺癌相关风险。 （共识度：100%） 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是 目前最常用的BRCA 基因突变检测技术，相较 Sanger测序可在一次检测中实现对BRCA 基因上所 有外显子及内含子区域的准确测序，且具有较高的 灵敏度、特异度和成本效益。Sanger 测序一般适用 于已知变异位点的测序确认，因其本身测序成本 高，通量低，在BRCA 基因突变检测中一般用于阳 性致病突变的确认复核。 除BRCA1/2 基因外，PALB2、BARD1、CHEK2、 RAD51C、ATM 等HRD 通路相关基因的胚系突变亦 可引起乳腺癌风险升高 ［55‑56］。研究表明，相较于仅 基于家族史进行BRCA 基因胚系突变筛查，通过联 合筛查BRCA1/2、RAD51C、RAD51D、BRIP1、 PALB2等基因胚系突变，能在人群中识别出近一倍 的具有家族性乳腺癌/卵巢癌风险的基因突变携带 者 ［57］。Buys 等 ［58］在35 000 例乳腺癌患者中进行了 25 基因组合的检测，结果发现致病/可能致病基因 突变率为9.3%，其中超过50% 的基因变异是 BRCA1/2 之外的基因突变。目前《中国家族遗传性 肿瘤临床诊疗专家共识（2021年版）》推荐BRCA1/2 基因突变常规采用BRCA1/2 的基因检测组合或包 含BRCA1/2在内的乳腺癌易感基因（10~20个基因） 的基因组合检测 ［59］。 NGS 也存在部分不足，如在BRCA 基因突变检 测中对大片段重排情况的检测灵敏度和准确度较 低。《中国人群的BRCA 胚系突变筛查专家共识 （2024 年版）》 ［60］建议对具有明显家族史且NGS 筛 查结果显示BRCA 胚系突变为阴性的人群可进行 其他易感基因筛查。但多基因组合测序可能会检 · 2684 ·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测出一些中度外显率的易感基因的突变和大量临 床意义不明的突变，给风险评估带来不确定性，有 可能增加患者心理负担。 推荐意见10：年轻乳腺癌患者胚系突变遗传 风险检测，可选择BRCA1/2 单基因检测或包含 BRCA1/2在内的数十个多基因组合检测，具体根据 检测成本与患者偏好个体化选择。 （共识度：61%） 对于携带BRCA 基因胚系突变的乳腺癌患者， 专业遗传咨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可以帮助患者 了解其遗传风险，从而制定个体化的预防和管理策 略，并优化医疗决策。此外，遗传咨询还能为患者 的家庭成员提供遗传风险评估，帮助其采取适当的 预防措施。研究表明，BRCA 基因胚系突变与非突 变携带者相比，更易出现痛苦、焦虑和抑郁等心理 问题，这可能与突变携带者对于远期健康风险、医 疗决策压力及家族遗传等认知偏差相关 ［61］。但经 医学专家进行的系统结构化的遗传咨询，患者充分 了解遗传易感基因相关的诊疗知识后，可以减轻患 者的恐惧 ［62］。因此，针对是否推荐为BRCA 基因胚 系突变的乳腺癌患者提供遗传咨询，99% 的YBCC 专家持支持意见。 遗传性肿瘤以显性遗传模式为主，致病基因突 变遗传给后代的概率为50%。胚胎植入前遗传学 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或更 广义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技术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致病性 突变向子代传递的风险。PGT 是利用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IVF‑ET）和遗传学检测技术，选择无遗传性肿瘤易 感基因致病性变异的胚胎移植到子宫中，从而阻断 遗传性肿瘤的子代传递并降低后代患病风险。对 于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健康携带者，若有优生 优育的意愿，PGT 是一种阻断基因突变传递给后代 的干预手段 ［63］。美国NCCN 指南及ESMO 遗传性 乳腺癌筛查指南均建议此类人群在生育前考虑 PGT。《中国家族遗传性肿瘤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2021 年版）》建议：在遗传咨询中，针对健康的 BRCA1/2 突变携带者，若其有愿望生产无BRCA1/2 致病性突变的下一代，应充分告知PGD 相关知识 及相关的获益及风险，让其决策是否采取以上措 施 ［59］。PGT 技术不断发展，虽为遗传性肿瘤防控提 供新路径，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迟发性遗传疾 病问题、伦理问题、安全性问题及公众对PGT 技术 认知不足，均影响其合理应用和推广 ［64］。在决定使 用产前诊断或PGT时，应权衡各种医疗和患者个人 因素，并确保技术应用符合国家伦理规范。 推荐意见11：推荐为BRCA 基因胚系突变的乳 腺癌患者提供遗传咨询，且考虑生育时推荐患者进 行PGT。 （共识度：90%） 二、BRCA1/2基因胚系致病突变预后与治疗 对于年轻乳腺癌患者，BRCA 基因胚系突变对 患者预后影响的结论目前尚不一致。一项针对年 轻（≤40 岁）乳腺癌的回顾性分析 ［65］，中位随访时间 105 个月，与非携带者相比，年轻BRCA 基因突变携 带者在复发和生存率方面表现出较差的DFS、远处 无病生存（distant disease free survival，DDFS）和OS （均P<0.05），且时间越长差异越大。但前瞻性队列 POSH 研究结果显示 ［66］，年轻（≤40 岁）乳腺癌患者 是否伴有BRCA基因胚系突变对OS预后无影响（2、 5 和10 年OS 均相似）。同时该研究显示，年轻乳腺 癌患者BRCA 基因胚系突变对预后的影响与乳腺 癌分子分型具有相关性，在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 BRCA 基因胚系突变携带者的2 年总生存率比未携 带者高（95% 比91%，P=0.047），但5 年总生存率 （81% 比74%，P=0.62）和10 年总生存率（72% 比 69%，P=0.1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在三阴性 乳腺癌患者中，BRCA 突变患者早期可能具有生存 优势。但另一项针对年轻（<40 岁）乳腺癌的真实 世界研究显示 ［67］，携带BRCA 基因胚系突变的三阴 性乳腺癌患者相较无突变患者显示更好的5 年 DDFS率（81.4%比54.3%，P=0.012）和5年总生存率 （96.7% 比62.7%，P<0.001）；HR 阳性HER2 阴性患 者中，BRCA 基因胚系突变患者表现出生存率较差 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对于三阴性 乳腺癌患者，BRCA 基因胚系突变对OS或存在有利 的预后价值。 关于BRCA 基因胚系突变的年轻乳腺癌患者， 与非突变乳腺癌患者相比，生存预后是否更差的问 题，YBCC2 专家未达成共识，分别42% 和49% 的专 家选择“是”和“否”，另有9%的专家不确定。 BRCA1 和BRCA2 分别为22 个和27 个外显子 的大基因，编码1 863 个和3 418 个氨基酸的蛋白。 同为BRCA1/2 基因胚系致病突变，不同位点/形式 的突变，致病风险可存在明显不同，临床上的家族史 差异也较大，相当一部分BRCA 致病突变的患者或 携带者并无明确家族史。BRCA队列联盟的数据显 示，BRCA1（5′‑c.2281，c.4072‑3′）和BRCA2（5′‑c.3846， c.6276‑3′）基因两端的突变较中间段突变的乳腺癌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 2685 · 发生风险显著高出50%~70% ［68］。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解云涛团队的研究也显示，BRCA1/2基因靠近3′ 端的突变致病风险显著更高 ［69］。基于此，95% 的 YBCC2专家认为同为BRCA1/2基因胚系致病突变， 不同位点/形式的突变致病风险可能存在明显不同。 对于携带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的乳腺癌患 者，其最佳的手术方式仍存在不少争议。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乳腺癌患者接受保乳手术治疗的预 后不亚于乳房切除术。中国一项大样本队列研究 纳入8 396 例（其中187 例伴BRCA1 基因突变， 304 例伴BRCA2 基因突变）原发性乳腺癌患者，研 究显示，接受保乳治疗的BRCA1/2基因突变携带者 与接受乳房切除联合放疗或接受单纯乳房切除术 的患者相比，BCSS和OS均无显著差异 ［70］。 推荐意见12：对于BRCA1/2 基因胚系致病突 变，不同位点及不同形式突变的致病风险可能存在 差异，临床决策时应结合具体突变特征予以考虑。 （共识度：95%） 目前已知BRCA1/2 基因胚系致病突变会显著 增加对侧乳腺癌风险。一项来自MD 安德森肿瘤 中心的队列研究 ［71］显示：接受保乳治疗的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乳腺癌患者10 年对侧和同侧乳腺癌 发生风险分别为21.3%和12.2%，均高于一般患者。 该研究单变量分析显示，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年 轻患者与同侧乳腺癌发生风险呈正相关（<40 岁 比≥40岁，P=0.005），但对侧乳腺癌发生风险与年龄 无显著相关性。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数据显示 ［72］， BRCA1 和BRCA2 基因胚系突变乳腺癌患者对侧乳 腺癌的10 年累积风险分别为15.5% 和17.5%，显著 高于非突变者的3.2%；在年轻乳腺癌患者中， BRCA1 和BRCA2 基因胚系突变患者对侧乳腺癌的 10 年累积风险分别上升至21.5% 和20.2%；首次诊 断年龄较小与BRCA1 基因胚系突变患者10 年对侧 乳腺癌风险增加显著相关（≤40 岁比>40 岁：21.5% 比11.9%，P=0.044），但年龄与BRCA2 基因胚系突 变患者和非突变患者的对侧乳腺癌发生风险无显 著相关性。Kuchenbaecker 等 ［68］研究发现， BRCA1 基因突变携带者对侧乳腺癌20 年累积发病 风险显著高于BRCA2 基因突变携带者（40% 比 26%，P=0.001）。因此，对于携带BRCA 致病突变的 乳腺癌患者，其对侧乳腺癌发生风险不容忽视。 此外，研究显示BRCA1 基因胚系致病突变乳 腺癌患者的卵巢癌发病风险较高，中国伴 BRCA1 和BRCA2 基因胚系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到 70 岁时患卵巢癌的累积风险分别为15.3% 和 5.5%，显著高于非携带者0.4% ［73］。预防性输卵管 卵巢切除术（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y， RRSO）可将此类高风险女性的终生卵巢癌风险降 低到10%以下，部分研究建议终生卵巢癌风险超过 4%~5% 时应考虑进行RRSO ［73］。但目前对于携带 致病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年轻乳腺癌患者，预 防性卵巢切除的时机目前尚无定论。中国 BRCA1 和BRCA2 基因胚系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卵巢 癌风险在40 岁之前较低，但在45 岁后开始增加， BRCA1 携带者的累积卵巢癌风险大约是BRCA2 携 带者的3 倍 ［73］。NCCN 指南建议BRCA1 携带者于 35~40岁，BRCA2携带者于40~45岁，完成生育需求 后可考虑进行RRSO ［74］。ACOG 指南推荐BRCA1携 带者于35~40 岁进行RRSO，BRCA2 携带者可推迟 至40~45 岁，或根据家族史和个人意愿等讨论具体 手术时机，某些情况下或可适当延迟 ［75］。 YBCC1 共识中大部分专家（72%）选择根据患者的 突变类型、家族史和个人意愿等因素，决定是否行 预防性双侧卵巢输卵管切除和切除时机。中国患 者卵巢癌发病年龄相对较晚，若无明确卵巢癌家族 史，可酌情推迟预防性卵巢切除的时机，定期密切 监测卵巢情况，待围绝经期/绝经期再行手术，以免 过早切除卵巢降低生活质量。不过也有35% 的专 家认可NCCN 指南的推荐：BRCA1 突变携带者在 35~40 岁，BRCA2 突变携带者在40~45 岁进行预防 性卵巢切除。 针对携带不同致病风险的BRCA1/2 基因胚系 致病突变乳腺癌患者，是否会影响到手术决策这一 问题尚未达成共识，53% 的YBCC2 专家选择会对 致病风险明显更高的突变推荐更积极的手术方案 （患侧全切/对侧预防性切除/卵巢输卵管预防性切 除），33% 的专家认为只要是致病突变，不影响手术 方案推荐，还有14%的专家持不确定的观点。 多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 inhibitor，PARP）抑制剂目前已是携带 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的高危早期乳腺癌患者的 标准治疗，但其最佳使用时机还存在争议。 OlympiA 研究是一项国际多中心的Ⅲ期研究，共纳 入1 836 例HER2 阴性、携带BRCA 基因胚系突变且 具有高复发风险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完成常规（新） 辅助化疗后，行奥拉帕利强化辅助治疗1 年。中位 随访6.1 年时，奥拉帕利组较安慰剂组，6 年无侵袭 性疾病生存（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iDFS）率 · 2686 ·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获益达到9.4%（79.6% 比70.3%，HR=0.65，95%CI： 0.53~0.78），6 年DDFS 率获益为7.8%（83.5% 比 75.7%，HR=0.65，95%CI：0.53~0.81），6 年总生存率 获益为4.4%（87.5% 比83.2%，HR=0.72，95%CI： 0.56~0.93） ［76‑77］。基于OlympiA 研究的阳性结果， NCCN指南推荐对于携带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 HER2 阴性患者，可以考虑加用奥拉帕利辅助治 疗1年 ［78］。 然而，目前高危HR 阳性乳腺癌患者的辅助强 化治疗使用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 （cyclin‑dependent kinases 4/6 inhibitor，CDK4/6）抑 制剂（瑞波西利/阿贝西利）已经成为标准 ［79‑80］，而三 阴性乳腺癌患者若新辅助治疗未达病理完全缓解， 亦常规使用卡培他滨强化辅助治疗 ［81］。其已有的 强化方案如何与PARP 抑制剂强化联合、序贯或选 择其中一种方案，是临床尚未解决的问题，尤其 PARP 抑制剂与CDK4/6 抑制剂均有显著的血液学 毒性，如联合应用，其安全性可能欠佳。 YBCC2 专家投票显示，对于BRCA1/2 胚系突 变的HR 阳性高危乳腺癌患者的辅助强化治疗， 65% 的专家选择PARP 抑制剂序贯CDK4/6 抑制 剂，取得共识；17% 选择CDK4/6 抑制剂序贯PARP 抑制剂，7% 选择两者联合，各有2%选择CDK4/6抑 制剂单药或PARP抑制剂单药。 推荐意见13：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的HR 阳 性高危早期年轻乳腺癌患者，辅助强化治疗优先选 择PARP 抑制剂序贯CDK4/6 抑制剂。（共识度： 65%） YBCC2专家针对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HR 阴性高危乳腺癌患者的辅助强化治疗应如何选择 则未达成共识，35% 的专家选择PARP 抑制剂序贯 卡培他滨，31% 的专家选择卡培他滨联合PARP 抑 制剂，21% 的专家选择PARP 抑制剂单药，5% 的专 家选择卡培他滨序贯PARP 抑制剂，1% 的专家认 为应选择卡培他滨单药，7%的专家不确定。 第五部分 早期年轻乳腺癌患者的治疗与管理 一、年轻乳腺癌患者的化疗 化疗是乳腺癌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 年轻乳腺癌患者相对复发转移风险较高，但 YBCC1 专家组对年轻患者常规推荐比普通患者更 强化疗方案的意见未达成共识。因此，年轻乳腺癌 患者在化疗决策上应与年长患者遵循相同的原则， 避免因单纯考虑年龄而出现过度治疗。 随着多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21 基因 （Oncotype DX ®）、70 基因等检测已在欧美用于HR 阳性HER2 阴性早期乳腺癌的预后评估及化疗决 策 ［78， 82］。TAILORx 和MINDACT 研究显示，21 基因 和70 基因在50 岁以下患者中的预测价值较 低 ［83‑84］。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欧美人群，40 岁以下患 者入组较少，证据不足。因此，依据多基因检测结 果指导年轻乳腺癌患者是否豁免辅助化疗需特别 谨慎。 关于年轻乳腺癌患者主要担心的化疗不良反 应，高达91% 的YBCC1 专家选择了脱发，显示年轻 乳腺癌患者对于外表的重视程度较高，可能与年轻 患者担任的社会角色有关。此外，心脏毒性、血液 学毒性和胃肠道反应也是主要担心的不良反应。 蒽环类药物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即取得了乳 腺癌化疗药物的基石地位，然而也伴随着一系列不 良反应包括心脏毒性等 ［85］，这些不良反应限制了蒽 环类药物在一些患者群体尤其是老年人中的使用， “去蒽环”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83% 的YBCC1 专 家认为“去蒽环”化疗方案的优势是更少的心脏不 良反应；但仍有56%的专家反对年轻乳腺癌患者化 疗时优选“去蒽环”化疗，因为年轻患者的心脏毒性 并不常见。BCY5共识提出，在经过高度筛选的、肿 瘤较小、淋巴结阴性的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中， 可以考虑使用不含蒽环类药物的12 周每周紫杉醇 联合曲妥珠单抗方案 ［10］。US oncology 9735 研究结 果显示，在中低危乳腺癌仅用四个疗程化疗的情况 下，多西他赛联合环磷酰胺可能优于蒽环联合环磷 酰胺 ［86］。NCCN 指南关于70 基因MammaPrint ®检 测的更新推荐：在已被判定为需要化疗的HR 阳性 HER2 阴性、淋巴结阴性（pN0）及0~3 枚阳性患者 中，70 基因高风险2 型（MP‑H2）患者采用不含蒽环 类的紫杉类方案治疗预后显著更差，提示该类人群 可从紫杉类基础上联合蒽环类化疗中获益；而 MP‑H1型患者无需常规联用蒽环类药物，可避免不 必要的治疗相关毒性 ［78］。 紫杉联合蒽环仍是三阴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 的标准化疗，在此基础上加入铂类可进一步提高病 理学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 率 ［87］，但能否转化为无事件生存期（event free survival，EFS）获益尚不确定。对于中高危年轻乳 腺癌HER2 阳性或三阴性乳腺癌患者，71% 的 YBCC1 专家反对常规考虑含铂方案来取代含蒽环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 2687 · 的辅助化疗方案。 二、年轻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 （一）辅助内分泌治疗 辅助内分泌治疗是降低HR 阳性患者复发风 险的重要手段，多种治疗方案，如ER 调节剂（他莫 昔芬、托瑞米芬）、OFS 联合他莫昔芬、OFS 联合芳 香化酶抑制剂（aromatase inhibitor，AI），以及CDK4/6 抑制剂联合辅助内分泌治疗，均已成为此类患者的 有效治疗手段。 2025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大会公布的SOFT 研究 长期随访结果显示，OFS联合甾体类AI依西美坦对 比OFS 联合他莫昔芬或他莫昔芬单药治疗的15 年 无浸润性乳腺癌比例的绝对获益为2.9%~6.5%，在 相对高风险的<35 岁极年轻患者亚组中，OFS 联合 甾体类AI依西美坦更是将其15年无浸润性乳腺癌 比例从他莫昔芬单药的51.3% 提高到了69.6%，绝 对获益高达18.3% ［88］。而在两项OFS 联合非甾体 类AI（来曲唑或阿那曲唑）治疗绝经前HR 阳性乳 腺癌患者的ABCSG‑12/HOBOE 研究中，DFS 和OS 均未显示出显著改善 ［89‑90］。 对于≤35 岁的极年轻HR 阳性乳腺癌，即使为 临床低危的Luminal A 型（低Ki‑67），是否会因复发 风险更高而采取相应的强化治疗，YBCC2 专家未 能达成共识：50% 的专家认为需要，应使用OFS， 32% 的专家选择不会，另有11% 和7% 的专家不确 定和选择化疗。 （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GnRH）类似物（GnRH analog， GnRHa）与卵巢功能抑制和逃逸 1.GnRHa 的剂型选择：绝经前女性下丘脑分泌 GnRH，促使垂体释放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作 用于卵巢，并释放雌激素，而雌激素能促进ER阳性 的乳腺癌细胞生长。OFS 是指通过手术、放疗或药 物抑制卵巢产生雌激素。常用药物为GnRHa，代 表药物有亮丙瑞林、戈舍瑞林和曲普瑞林。此类药 物通过持续刺激垂体，抑制垂体分泌黄体生成素和 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进 而下调绝经前患者体内雌激素水平，起到OFS的作 用，进一步抑制乳腺癌的生长。考虑到手术的有创 性和不可逆性，以及放疗效果欠佳，目前药物去势 （GnRHa）已成为绝经前HR 阳性的早期乳腺癌OFS 的首选 ［91］。 临床常用的GnRHa 有1 个月和3 个月给药两 种剂型。多项研究表明，1 个月与3 个月剂型 GnRHa 均可有效降低雌激素水平，达到卵巢功能 抑制的效果 ［16， 91］。国内一项真实世界研究 ［91］，对 2013—2021 年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接受 GnRHa联合内分泌治疗的950例绝经前HR阳性乳 腺癌患者进行了疗效评估，研究显示术后24 个月 内分别使用GnRHa 1 个月和3 个月剂型两组间达 到雌二醇抑制（<30 pg/ml）的患者比例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94.53% 比92.84%）。基于不同时间点、不 同内分泌药物［选择性ER 调节剂（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SERM）或AI］、不同年 龄组和是否接受化疗的患者亚组分析表明，3 个月 组的雌二醇抑制率均不劣于1 个月剂型组（均P> 0.05）。另外一项研究报告了2 种剂型GnRHa 的卵 巢逃逸率，3 个月剂型GnRHa 的卵巢逃逸率为 4.80%~9.38%，1 个月剂型的卵巢逃逸率为3.60%~ 12.20%，证实2 种剂型的卵巢逃逸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16］。长期预后角度，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真实世界研究中位随访时间46个月，3个月和1个月 剂型 GnRHa联合内分泌治疗无病生存率（91.2%比 88.2%，P=0.93）和总生存率（98.7% 比95.8%，P= 0.17）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日本一项研究纳入 222 例绝经前HR 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在他莫昔 芬5 年辅助治疗的基础上，随机联合亮丙瑞林3 个 月剂型2 年或3~5 年强化治疗 ［92］。随访10 年结果 显示，接受3 个月剂型亮丙瑞林治疗3~5 年组与 2年组的10年无病生存率（86.6%比82%）和总生存 率（96.6% 比98.9%）相似；但亚组分析显示高风险 患者中3~5 年组的DFS 明显较2 年组更长，低风险 患者中两组之间没有差异，提示高风险患者应使用 更长时间的OFS。3~5 年组安全性与2 年组相似， 患者长期耐受性良好。 推荐意见14：HR 阳性年轻乳腺癌患者行卵巢 功能抑制治疗时，1 个月与3 个月剂型GnRHa 均可 作为常规选择。 （共识度：93%） 2. GnRHa 与AI 的启动时机：AI 能够特异性抑 制芳香化酶，减少雌激素生成，降低血液中雌激素 水平；如果将AI 用于绝经前女性，其引起的雌激素 水平降低可负反馈刺激下丘脑垂体通路，进而导致 血浆雌二醇水平的升高。在既往研究中，GnRHa 联合AI 方案中AI 的启动时机有所不同。多在 GnRHa 治疗6~8 周后开始AI 治疗，或在开始 GnRHa 后立即开始，或在化疗完成后进行，目前尚 缺乏上述AI 启动时机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 2688 ·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ASCO 指南、BCY5 共识未对GnRHa 与内分泌治疗 的启动顺序给出具体建议 ［10，93］。NCCN 指南建议， 如未计划化疗，GnRHa 应单独使用1~2 个周期，或 与他莫昔芬同时使用，直到雌二醇水平达到绝经后 范围，才可考虑使用AI ［78］。但一项ASCO 成员临床 调研中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几乎从不等待使用 GnRHa 抑制6~8 周后再使用AI ［94］。在开始GnRHa 治疗后，AI 刺激下丘脑垂体通路进而导致雌二醇 水平升高的作用有限；因此，早期同步启动GnRHa 和AI 治疗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卵巢逃逸风险 较高的年轻患者，仍需谨慎。 YBCC1 专家关于AI 启动时机未达成共识， 53% 的YBCC1 专家认为，对于未绝经的乳腺癌患 者，GnRHa 可以与AI 同时启用；43% 的专家则认为 需在开始GnRHa 治疗并确认OFS 后才可以开始AI 治疗。YBCC2 专家对于年轻HR 阳性乳腺癌患者 选择OFS 联合AI 时，是否会先用OFS，然后检测雌 二醇确保成功抑制后再使用AI 再次进行投票，形 成推荐。 推荐意见15：未绝经的HR 阳性年轻乳腺癌患 者采用OFS 联合AI 治疗时，GnRHa 与AI 可同步启 用。 （共识度：67%） 3. 卵巢抑制逃逸的定义、风险因素与监测管 理：卵巢逃逸是指在接受GnRHa 治疗的绝经前患 者中，卵巢功能未能被完全抑制，导致雌二醇水平 升高，甚至恢复月经或发生意外妊娠。在临床研究 中，接受OFS药物的患者通常用雌二醇水平来判断 抑制状态，但雌二醇的界值判定缺乏统一标准。 SOFT‑EST 研究等采用了严格的2.72 pg/ml 作为界 值，少数研究将10、20 pg/ml 甚至50 pg/ml 作为界 值，更多研究将30 pg/ml（即110 pmol/L）作为OFS 逃逸与否的界值 ［95］。另外，由于监测时间、测定方 法不一，激素水平受干扰因素较多，乳腺癌患者绝 经诊断尚缺乏循证医学标准。 《中国绝经前女性乳 腺癌患者辅助治疗后绝经判断标准及芳香化酶抑 制剂临床应用共识》 ［96］和《中国早期乳腺癌卵巢功 能抑制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4 年版）》 ［90］建议，将 FSH>40 U/L 且雌二醇<30 pg/ml 作为绝经状态的判 定标准。 针对卵巢抑制逃逸的定义，YBCC2 专家未达 成共识：59% 的专家同意将卵巢抑制逃逸定义为雌 二醇水平高于绝经判定阈值30 pg/ml，或临床出现 恢复月经或发生意外妊娠；12%和17%的专家不同 意或不确定，另有12%的专家认为需要更灵敏的检 测方法和更低的阈值。 卵巢抑制逃逸发生率为5%~50%，因雌二醇阈 值设定不同而有所差异，其高危因素尚不明确，研 究表明与年轻（<40 岁）、高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未接受过化疗和OFS 药物方案相 关 ［97］。年轻（<40 岁）患者卵巢储备功能较强且雌 二醇水平较高者，更容易发生卵巢抑制逃逸，一项 纳入435 例ER 阳性HER2 阴性的年轻（≤40 岁）乳 腺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显示，OFS 治疗后，年龄≤ 35 岁患者雌激素抑制失败率显著高于35~40 岁患 者（8.7% 比1.0%，P<0.05） ［98］。高BMI 患者可能因 体内脂肪组织较多，导致雌激素合成增加，从而增 加卵巢逃逸的风险；未接受过化疗的患者可能因卵 巢功能未受到化疗的抑制而更容易出现卵巢逃逸； 此外还有少数患者可能对多肽结构产生抗体，进而 导致对GnRH激动剂产生耐药 ［97］。 在GnRHa 应用期间监测雌激素水平的临床价 值仍不明确。YBCC1 中，45% 的YBCC 专家认为不 需要监测雌激素，31% 的专家认为刚开始时需要、 确认OFS后无需监测，仅11%的专家认为在整个使 用过程中需要定期监测。研究表明，OFS 联合 SERM 类药物（如他莫昔芬）或AI 类药物可进一步 改善绝经前HR 阳性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获益 ［99］，但 SERM 类和AI 类药物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他 莫昔芬通过竞争性结合ER阻断雌激素对肿瘤细胞 的刺激作用，其作用机制不依赖卵巢功能调控且不 直接干扰卵巢生理活动。研究表明，残留卵巢功能 可能干扰他莫昔芬疗效，但对长期预后无显著影 响 ［100］。AI 类药物通过不可逆抑制外周组织（脂肪/ 肾上腺）中芳香化酶的活性，阻断雄激素转化为雌 激素，对于绝经后女性，AI 类药物可有效降低雌激 素水平；但在OFS 抑制不完全的绝经前女性中，AI 类药物可能刺激残余卵巢功能，导致雌激素水平升 高及不良预后。因此，监测雌激素水平对确保OFS 与AI 的疗效较为重要 ［97］。在YBCC1 共识中， GnRHa 联合AI 类药物时，28% 的专家认为需要监 测雌激素以反映卵巢逃逸情况；GnRHa 联合SERM 类药物时，仅5%的专家认为需要监测雌激素。 YBCC2 专家投票显示，针对极年轻（≤35 岁）及 既往未化疗等高卵巢逃逸风险患者，58% 的专家认 为联合SERM时无需加强雌激素监测、联合AI时需 要，31%认为不需要，11%认为都需要。 推荐意见16：GnRHa 应用期间监测雌激素的 价值尚不明确，但35 岁以下极年轻及未化疗患者，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 2689 · 联用OFS与AI时建议加强监测（共识度：69%） 关于卵巢抑制逃逸对HR 阳性乳腺癌患者内 分泌治疗疗效的影响，目前缺乏大型研究。理论 上，持续性卵巢功能抑制不全或反复出现卵巢功能 抑制不足的情况下，可能导致ER 阳性乳腺癌复发 的风险升高 ［101］。一项纳入9 项前瞻性研究的meta 分析显示：绝经后患者随着雌二醇水平的升高，乳 腺癌复发风险增加了2倍 ［102］，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 绝经前患者中两者是否具有相关性。但在临床上 见到的卵巢逃逸患者中，雌二醇水平短暂升高或出 现一次性月经周期的患者较多。SOFT‑EST 研究显 示 ［103］，随治疗时间延长，卵巢逃逸率呈逐渐下降趋 势。研究将雌二醇水平>2.72 pg/ml定为评估标准， 治疗3、6、12 个月时OFS 抑制不全率分别为25%、 24% 及17%，而全治疗周期中，仅8% 的患者雌二醇 水平持续>2.72 pg/ml。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同样趋势，应用GnRHa 后卵 巢抑制逃逸主要发生在前12 个月内，6.3%（60/ 950）的患者出现OFS 抑制不全，其中55 例仅为单 次发生，在24 个月治疗周期内，未观察到持续性 OFS 抑制不全（定义为连续2 次间隔≥4 周，雌二醇> 30 pg/ml），提示卵巢抑制逃逸多为暂时性的。从长 期生存来看，卵巢抑制成功和卵巢抑制逃逸患者的 DFS（P=0.57）和OS（P=0.63）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91］。 推荐意见17：年轻HR 阳性乳腺癌患者治疗过 程中出现的卵巢抑制逃逸多为暂时性，其发生率可 随治疗时间延长逐渐下降，及时干预处理后，一般 不会影响内分泌治疗整体疗效与患者远期预后。 （共识度：62%） 卵巢抑制逃逸的管理除雌激素监测外，调整 GnRHa 剂量、更换OFS 药物、或采取其他OFS 措施 或为有效的管理措施 ［97］。GnRHa 的给药频率可能 会影响卵巢功能的抑制效果。如患者对当前 GnRHa 药物产生抗体或效果不佳，拒绝接受任何 其他形式的永久性卵巢去势治疗并希望保留生育 能力，可以尝试考虑换用其他GnRHa 药物。此外， GnRH 拮抗剂的使用也显示出良好的效果，也可以 考虑作为替代治疗方案 ［104］。意大利ERA 项目共识 建议，根据患者的偏好，卵巢切除术或放疗可作为 药物治疗的替代方案 ［105］。正如前文所述，SERM 类 药物作用机制不依赖卵巢功能调控，但AI 类药物 在卵巢功能不完全抑制时反而起到刺激卵巢的作 用，所以当出现卵巢逃逸时，应立即停用AI 以免继 续刺激卵巢功能，否则AI 可能升高雌激素水平，甚 至可能增加乳腺癌的复发风险 ［106］。 推荐意见18：年轻HR 阳性乳腺癌患者发生卵 巢抑制逃逸时，OFS 联合AI 治疗者需暂停AI，更换 为SERM 类药物（共识度82%）；OFS 联合SERM 类 药物治疗者可继续原方案用药（共识度78%），亦可 酌情更换GnRHa 药物或剂型（共识度67%），必要 时可考虑手术去势治疗（共识度：64%）。 （三）卵巢保护 卵巢作为女性最重要的生殖内分泌器官，在维 持女性内分泌平衡和整体健康方面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乳腺癌化疗方案常涉及烷化剂等对卵 巢有较强毒性的细胞毒性药物，其可通过诱导生殖 细胞凋亡和破坏间质血管等不可逆性损伤卵巢功 能，导致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POI）。POI 不仅影响患者的生育力、 心理健康及生命质量，而且对骨骼、心血管、泌尿生 殖系统和认知等神经系统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107］。 既往多项研究已证实GnRHa 可有效保护卵巢功 能，并降低化疗引发的POI 发生风险。 PROMISE‑GIM6 研究纳入281 例18~45 岁诊断为 HR 阳性或阴性绝经前早期乳腺癌，其中80.4% 为 HR阳性乳腺癌，相较于单纯化疗组，化疗期间使用 GnRHa 显著降低了化疗引起的早期闭经风险（化 疗结束后12 个月内闭经率：8.9% 比25.9%，P< 0.001），证实了GnRHa对绝经前乳腺癌化疗患者进 行卵巢功能保护的有效性 ［108］。OPTION 研究显示， 化疗联合GnRHa相比单纯化疗对40岁及以下女性 POI 有保护作用（POI 率：2.6% 比20.0%，P=0.038）； 但在40 岁以上的女性中，无显著差异（POI 率： 42.3% 比47.2%，P=0.798） ［109］。长期随访显示化疗 期间使用GnRHa可以改善更年期症状。 对于HR 阴性绝经前乳腺癌患者，POEMS 研究 同样证实了GnRHa 可有效保护卵巢功能 ［110］，研究 中接受辅助或新辅助化疗的HR 阴性绝经前（18~ 49 岁）乳腺癌患者，相较于单纯化疗组，GnRHa 联 合化疗显著降低卵巢早衰率（8% 比22%，P= 0.004），同时提高了5 年累积妊娠率（21% 比11%， P=0.03）。福建省肿瘤医院的一项研究评估了HR 阴性乳腺癌患者（≤45 岁）新辅助/辅助化疗期间应 用3个月剂型和1个月剂型的亮丙瑞林对卵巢功能 的保护作用，结果显示，两组化疗结束后6 个月的 抗缪勒氏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低 水平率（分别为14% 和12%）和化疗结束后12 个月 · 2690 ·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AMH 低水平率（分别为12% 和10%）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除了41~45 岁患者，其他年龄段（≤ 40岁）患者AMH基本能恢复至化疗前水平，并且大 部分患者月经状态于化疗结束后12 个月恢复，提 示年轻乳腺癌患者化疗期间接受两种不同剂型 GnRHa均具有一定的卵巢保护功能 ［111］。 一项meta 分析纳入5 项随机对照试验 ［112］，共 873 例绝经前早期乳腺癌化疗患者，分析显示化疗 期间使用GnRHa 可显著降低化疗导致的POI 率 （14.1% 比30.9%，P<0.001），提高治疗后妊娠率，且 无论HR 阴性或是阳性患者均获益；同时GnRHa 不影响化疗疗效和患者生存。《中国早期乳腺癌 卵巢功能抑制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4 年版）》指 出，无论HR 阳性或阴性，均可使用GnRHa 保护卵 巢功能，降低卵巢功能早衰的发生风险，减少生育 能力损害，推荐化疗前至少1 周开始使用GnRHa。 BCY5 共识则建议在（新）辅助化疗期间应同时使 用GnRHa 类药物以降低卵巢功能早衰的发生风 险，保护卵巢功能，减少对生育能力的损害 ［10］。 推荐意见19∶40 岁以下年轻乳腺癌患者即使 暂无生育需求，保留卵巢内分泌功能仍可改善生活 质量，临床应尽量予以保护（共识度：89%）；无论 HR表达状态如何，存在卵巢功能保护意愿者，均推 荐在新辅助或辅助化疗期间规范使用GnRHa 保护 卵巢功能（共识度：94%）。 三、CDK4/6 抑制剂显著降低早期HR 阳性 HER2阴性年轻乳腺癌复发风险 在OFS联合传统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CDK4/6 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可进一步降低HR 阳性早 期乳腺癌患者的复发风险。年轻乳腺癌倾向于具 有更高复发风险的特征。2024 年ESMO 年会报告 了NATALEE 研究年轻（<40 岁）亚组数据分析，在 年轻亚组中可观察到更多患者处于Ⅲ期，或存在淋 巴结转移、组织学3级、Ki‑67≥20%以及前线接受过 化疗，再次提示年轻乳腺癌生物学特性较为高危。 研究显示，中位随访时间33.1 个月时，在>40 岁亚 组中，瑞波西利组较对照组降低了22%的复发风险 （iDFS 率：90.7% 比87.9%，HR=0.78），而在年轻乳 腺癌亚组中，瑞波西利组能够更大程度地降低复发 风险达45.4%（iDFS 率：90.1% 比80.5%，HR= 0.546），说明年轻乳腺癌患者使用CDK4/6 抑制剂 治疗或可进一步逆转其高侵袭性的特点。 NATALEE 研究的年轻亚组分析显示，年轻HR 阳性乳腺癌原本更高的复发风险在使用CDK4/6抑 制剂后降至接近非年轻患者的水平，但关于是否会 考虑对更多年轻患者使用CDK4/6抑制剂强化治疗 尚未达成一致，分别51% 和38% 的专家选择“是” 和“否”，11%的专家不确定。 第六部分 晚期年轻乳腺癌患者的治疗与管理 一项对SEER 数据库的分析显示，年轻（≤ 40 岁）患者占到所有晚期乳腺癌的7.8%，相较年长 （>40 岁）患者，年轻患者肝转移更多，肺转移较少， 预后显著更好，尤其是HER2 富集亚型 ［113］，提示年 轻是晚期乳腺癌患者OS 的独立保护因素。CDK4/ 6 抑制剂获批及应用改变了HR 阳性HER2 阴性晚 期乳腺癌的临床治疗模式，年轻患者可能具有更高 Ki‑67 增殖指数和更活跃的细胞周期调控，这使 CDK4/6 抑制剂在阻断细胞周期进程中的作用更为 显著 ［114］。MONALEESA‑7 研究评估了CDK4/6 抑制 剂在绝经前或围绝经期HR 阳性HER2 阴性晚期乳 腺癌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15］。亚组分析显 示，<40岁年轻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35%（中位OS： 51.3 比40.5 个月，HR=0.65，95%CI：0.43~0.98）；≥ 40 岁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19%（中位OS：58.8 比 51.7 个月，HR=0.81，95%CI：0.62~1.07），提示 CDK4/6 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在年轻晚期乳腺癌 患者中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生存改善。但 YBCC2 专家对于年轻晚期HR阳性乳腺癌患者较年 长患者是否对CDK4/6 抑制剂更敏感尚存疑虑， 57% 的专家表示不确定，27% 和16% 的专家分别选 择“是”或“否”。 与其他亚型的乳腺癌相比，三阴性乳腺癌中肿 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水平和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PD‑L1）表达水平较高 ［116‑117］，免疫治疗已在 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治疗中取得显著成效，但目前尚 缺乏直接对比年轻和年长晚期乳腺癌患者对免疫 治疗反应的研究。KEYNOTE‑355 研究探索了帕博 利珠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的疗 效 ［118］，在PD‑L1 综合阳性评分（combined positive score，CPS）≥10 的亚组中，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 相较对照组显著改善患者中位PFS（9.7 比5.6 个 月，HR=0.66，95%CI：0.50~0.88，P=0.001 2），不同年 龄亚组分析显示<65 岁患者（HR=0.63，95%CI： 0.46~0.87）相较≥65 岁患者（HR=0.67，95%CI：0.37~ 1.23）显示出相对较低的进展或死亡风险，但未对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 2691 · 年轻人群进行分析。TORCHLIGHT 研究同样显 示，特瑞普利单抗可显著延长PD‑L1 阳性（CPS≥1） 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PFS 与OS，且<65岁治疗显著 有效 ［119］。目前关于年轻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是否 较年长患者对免疫治疗更敏感尚无定论，77% 的 YBCC2专家选择不确定，仅17%的专家认为更敏感。 年轻晚期乳腺癌患者在心理层面面临更多挑 战，在面对晚期癌症诊断时，相比年长患者，往往会 经历更强烈的心理冲击和死亡焦虑。这种焦虑不 仅源于对疾病的恐惧，还与患者尚未完成的家庭责 任、事业规划以及生活目标密切相关。研究显示， 15~39 岁之间被诊断出癌症的患者比40 岁或以上 患者具有更大的情绪困扰，相比于非年轻患者，更 需要个性化的心理支持 ［120］。另有研究显示，综合 心理护理干预措施能够帮助年轻乳腺癌患者强化 对疾病及治疗的认知，更好地控制情绪，提高患者 的依从性以及各阶段的护理质量，使整体干预效果 得到提高，从而最终改善患者的预后身心状态，提 高生活质量 ［121］。 推荐意见20：临床面对年轻晚期乳腺癌患者 时，应如实告知病情全貌，充分沟通疾病相关信息， 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全程治疗与疾病管理，树立规范 治疗与长期慢病管理理念。 （共识度：88%） 第七部分 年轻乳腺癌患者的生育问题 年轻乳腺癌患者经常面对生育决策挑战，研究 显示，经治乳腺癌患者妊娠率仅为3%，远低于一般 群 ［122］。肿瘤治疗与妊娠的间隔安全时间机制也不 明确，能否妊娠及妊娠时机需结合患者病情、肿瘤 用药史、意愿和生育力状态等，进行多学科综合评 估而定 ［123］。2019年《年轻乳腺癌诊疗与生育管理专 家共识》指出虽然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会导致年轻 患者进一步推迟妊娠时间，甚至错过最佳生育时机， 但是不建议患者为生育而中断规范的内分泌治疗 ［124］。 前瞻性POSITIVE 研究探索了内分泌治疗中断 后怀孕的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有妊娠意愿的早 期HR 阳性年轻乳腺癌患者（Ⅰ~Ⅲ期，入组时年 龄≤42 岁），暂时中断内分泌治疗以尝试妊娠并未 影响短期的疾病结局，治疗中断组与对照人群相 比，3 年乳腺癌事件累积发生率分别为8.9% 和 9.2%（HR=0.81，95%CI：0.57~1.15），3 年乳腺癌远 处转移率分别4.5% 和5.8%（HR=0.70，95%CI： 0.44~1.12）。此外，研究显示74% 的患者至少成功 怀孕1 次，多数（70%）患者妊娠发生在2 年内，且新 生儿缺陷比例低（2%） ［125］。另外一项回顾性研究显 示，手术后妊娠的HR 阳性乳腺癌患者（<35 岁）与 未妊娠组的DFS 和OS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内 分泌治疗持续时间30个月以上获益更多 ［126］。 BCY5 共识提出HR 阳性患者应在辅助内分泌 完成18~24 个月后开始备孕，在分娩和母乳喂养后 按照最初计划恢复并完成治疗 ［10］。2019 年《年轻 乳腺癌诊疗与生育管理专家共识》建议辅助化疗结 束后2~3 年可以考虑怀孕，但高风险患者或需长期 辅助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建议需延长至5 年或更 久 ［124］。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 （2026 年版）指出需要辅助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在 受孕前3 个月停止内分泌治疗（如戈舍瑞林、亮丙 瑞林、他莫昔芬等），直至生育后哺乳结束，再继续 内分泌治疗 ［27］。 YBCC2 专家投票显示，关于与患者沟通中断 内分泌治疗尝试妊娠的风险，91% 的专家认为 POSITIVE 研究虽显示暂停治疗不增加乳腺癌复发 风险，但并非无风险；96% 的专家认同该研究中 3 年乳腺癌事件发生率8.9%、远处转移率4.5%，并 不因暂停治疗而增加，但患者需了解并接受此风 险；72% 的专家认为暂停内分泌治疗不应超过 2 年，14% 认为患者可安全中断治疗，7% 认为不应 为尝试妊娠而中断。对于POSITIVE 研究结果是否 适用于需使用CDK4/6 抑制剂辅助强化的中高危 HR 阳性乳腺癌患者，54% 的专家表示不确定，仅 6% 选择“是”，41% 选择“否”，反映多数专家不支持 中高危HR阳性患者中断内分泌治疗去怀孕。 推荐意见21：HR 阳性年轻乳腺癌患者若计划 备孕而中断内分泌治疗，需充分告知相关潜在复发 风险。POSITIVE 研究证实，短期内暂停内分泌治 疗尝试妊娠不会显著增加乳腺癌整体复发风险，但 仍存在一定疾病事件及远处转移风险，需由患者充 分知晓并自主接纳（共识度：96%）；临床建议内分 泌治疗中断备孕时长不宜超过2年（共识度：72%）。 肿瘤治疗对生育能力、生殖内分泌功能和后代 有一定的影响，甚至有不孕不育的可能，生育力保 存应在肿瘤治疗开始前进行，同时告知患者生育力 保存的相关操作应以肿瘤治疗为主 ［123］。乳腺癌患 者的生育力保存方法有卵子冷冻、胚胎冷冻、卵巢 组织冷冻及药物保护。多项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 接受生育力保护技术安全有效，卵巢刺激和后续妊 娠无论对于ER阳性或阴性乳腺癌患者均不会增加 · 2692 ·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其肿瘤复发风险，同时可增加ART 的成功可能 性 ［127‑129］。ART 已常规应用于女性不孕症的治疗 中，目前多数研究显示ART 不会增加乳腺癌发生 风险，但也有研究显示反复周期性使用促排卵药物 导致乳腺癌风险增加，其中40 岁以上患者更为显 著 ［46‑50］。此外，meta 分析显示对于有乳腺癌家族史 或BRCA1/2 基因突变的女性，IVF 治疗并未显著增 加患乳腺癌风险 ［130］。一项国际队列研究，探索有 乳腺癌病史且携带BRCA1/2 基因胚系突变的年轻 （≤40 岁）女性，使用ART 怀孕的安全性，结果显示， 自然妊娠与使用ART 技术怀孕的乳腺癌患者DFS 和妊娠结局没有显著差异 ［131］。ART 未显著增加育 龄期患者乳腺癌发生风险，为有生育需求的年轻患 者治疗提供了参考。 《育龄期女性乳腺癌病人生育 力保存临床实践指南（2025 版）》提出 ［132］，ART 适用 人群需满足：有明确生育意愿、卵巢功能正常（卵巢 储备良好）、肿瘤分期较早且复发风险较低，无ART 相关禁忌证的育龄期患者。胚胎冷冻、卵子冷冻、 卵巢组织冷冻需在化疗前特定窗口期完成，GnRHa 可作为ART 辅助手段在化疗前7~14 d 启动使用， 同时明确胚胎冷冻适用于已婚且家庭结构稳定的 女性，卵母细胞冷冻则适用于未婚女性。对于青春 期前或需立即接受性腺毒性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可 考虑行卵巢组织冷冻保存。 “ASCO 2025 生育力保 护指南”提出，GnRHa 可作为年轻乳腺癌患者卵巢 保护的治疗选择，其使用可提高卵巢功能保留概 率，但不可替代胚胎、卵子或卵巢组织冷冻等成熟 的生育力保存方法，同时推荐ART 技术需在确诊 后2 周内启动评估，化疗前≥10 d 完成核心操作，且 不得延迟化疗超过4 周 ［133］。明确已婚者可采用胚 胎冷冻作为首选ART 形式，无伴侣者可采用卵子 冷冻，两种形式均需符合卵巢储备功能正常的前 提，紧急情况下可采用卵巢组织冷冻作为补充 手段。 目前YBCC2 专家对于人工辅助生殖是否可能 增加乳腺癌发生风险或者乳腺癌患者的复发风险 这一问题未达成共识，分别有13% 和57% 的专家 选择“是”或“否”，还有30%的专家表示不确定。 第八部分 年轻乳腺癌患者的全面康复 年轻乳腺癌患者往往在治疗和心理层面都面 临着一些特殊的挑战和需求。乳腺癌患者的康复 管理包括生理功能的康复和社会功能的恢复。乳 腺癌的康复治疗是在乳腺癌治疗的同时或结束后， 帮助患者恢复机体生理功能、调整心理状态，并且 能够回归社会正常生活的所有干预手段 ［27］。 不少乳腺癌的治疗需要较长期和频繁的静脉 输注药物，会给患者身心带来压力，影响其整体生 活质量，进而降低治疗的依从性。为进一步方便患 者，不少原本静脉输注的药物有了皮下制剂。药物 皮下制剂和静脉制剂相比，具有创伤更小、使用更 便捷、节约医疗资源等多重优势，并显著提高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国内外研究均已证实，曲妥珠单抗 皮下制剂与帕妥珠曲妥珠单抗皮下制剂在疗效和 安全性方面与静脉制剂相当，两者可相互转换，无 额外安全风险 ［134‑137］。PrefHER 研究 ［138］探讨了 488 例乳腺癌患者对皮下制剂与静脉制剂的治疗 偏好，88.9% 患者偏好曲妥珠单抗注射液（皮下注 射），节省时间、减少疼痛、不适、不良反应是重要因 素。PHranceSCa 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乳腺癌患者对 皮下制剂的偏好，结果显示，85% 的患者更倾向于 选择帕妥珠曲妥珠单抗注射液（皮下注射），其中 93% 表现出强烈偏好，主要原因包括临床治疗时间 缩短（42%）和给药过程更舒适（26%） ［137］。 推荐意见22：HER2 阳性年轻乳腺癌患者行靶 向治疗时，在经济负担相近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皮 下注射剂型，可减少静脉给药相关操作、缩短给药 时长，提升治疗依从性与生活质量。 （共识度：97%） 在乳腺癌年轻患者的临床管理中，需要特别关 注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GnRHa有1个月和3个月 两种剂型，均可有效降低雌激素水平，且安全性良 好。长效制剂的使用不仅可以降低给药频率，减少 患者往返医院的次数和花费，也会进一步提升患者 生活质量和用药依从性 ［139］。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基于真实世界数据比较了3 个月剂型亮丙瑞林 和1个月剂型戈舍瑞林的成本差异，结果显示，3个 月剂型的直接非医疗成本（包括交通费、食宿费）和 间接成本（包括患者劳动力损失、家属或陪护者劳 动力损失）均显著低于1 个月剂型 ［140］。TEXT 和 SOFT 研究中年轻（<35 岁）患者使用1 个月剂型 GnRHa 治疗3 年和4 年的依从性分别为80% 和 77%；另一项日本研究中，患者（中位年龄43.5 岁） 使用3 个月剂型GnRHa 治疗3~5 年的依从性为 88.2% ［141‑142］。因此，3 个月剂型GnRHa 是临床上常 见的选择，可能帮助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年轻乳腺癌患者由于担负着较多的家庭和社 会责任，压力更大，往往面临着较高心理健康问题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 2693 · 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焦虑和抑郁等情绪管理，以及 对复发的恐惧。抑郁与焦虑是乳腺癌患者常见的 心理问题，我国乳腺癌患者的患病率为38%，明显 高于普通人群 ［143］。有研究显示，抑郁焦虑与乳腺 癌患者复发率和全因死亡率增加有关 ［144］。综合 性、多元化心理护理干预能明显缓解围治疗期乳腺 癌患者的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治疗的 信心，促进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值得在临床上推 广 ［145］。乳腺癌患者心理功能康复，包括去除诱因、 患者教育、提供支持、认知行为治疗和多学科介入， 乳腺癌患者的社会功能康复应涵盖专业支持、家庭 支持、同辈支持和其他支持 ［27］。BCY5 共识提出患 有乳腺癌的年轻女性患心理社会困扰的风险更高， 应定期评估患者的痛苦和心理社会需求，提供心理 社会护理；伴侣和家庭成员应及早参与，必要时应 及时提出以夫妻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干预措施。 患者由于过早绝经、与治疗有关的闭经、体重增加、 脱发和乳房手术而引起的与身体形象、性行为和性 功能障碍有关的特定社会心理困扰，医疗团队应及 时处理，以确保提供适当的信息和支持。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团队进行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首次 对比分析了OFS联合托瑞米芬或AI治疗中国中/高 危绝经前HR 阳性乳腺癌患者报告的结局 （patient‑reported outcome，PRO）和生存结局，结果 显示与接受AI+OFS 患者相比，托瑞米芬+OFS 治疗 绝经前HR 阳性乳腺癌患者身心健康结局效果更 好，焦虑/抑郁程度更低，两组具有相似的DFS 和良 好的耐受性特征 ［146］，为患者治疗方案选择提供了 新的依据。 此外，乳腺癌患者常面临较严重的睡眠障碍问 题，一项探索睡眠症状轨迹的纵向队列研究发现， 79.6% 的乳腺癌患者出现持续性升高的失眠症状， 且失眠严重程度与焦虑、抑郁和生活压力程度呈正 相关 ［147］。尽早进行睡眠评估和管理，最好在癌症 治疗之前进行，有益于年轻乳腺癌患者健康 ［148］。 有研究显示芳香疗法联合音乐干预或情绪释放技 术相较单一疗法可更好地改善患者围手术期焦虑、 疼痛反应及失眠症状 ［149‑150］。一项meta 分析显示， 运动可以缓解乳腺癌患者的抑郁、焦虑、疲劳和睡 眠障碍，其中多组分运动是缓解抑郁和焦虑最有效 的干预方式，建议乳腺癌患者可每周进行3 次以上 的多组分运动训练，每次训练持续时间不超过 60 min ［151］。如失眠超过3 个月，建议转诊睡眠专科 医师进行治疗。 推荐意见23：临床应多维度干预年轻乳腺癌 患者的心理状态，通过科普疾病知识、理性认知复 发风险以减轻过度恐慌，必要时应寻求专业心理医 师的帮助（共识度：100%）。有效应对措施包括强 化家庭与社会支持（共识度：99%），配合适度运动 调节身心（共识度：87%）；存在明显焦虑、失眠等情 绪障碍时必要辅以药物对症处理（共识度：95%）。 乳腺癌患者在确诊后常面临失业和经济压力。 年轻（18~39 岁）乳腺癌患者辞职的比例约为中年 （40~49 岁）患者的3 倍（14.6% 比4.4%，P<0.01），同 时更易面临财务困难 ［152］。一项研究显示14.9% 乳 腺癌患者在确诊至少1 年后辞职，教育水平较低、 请病假和诊断年龄较年轻是辞职的预测因素 ［153］。 国内研究显示中国患者未重返工作岗位的原因包 括长期疲劳、自卑、缺乏家人和工作单位的支持，或 自愿辞职 ［154］。但有研究表明，与重返工作的女性 相比，未工作的女性在总体生活质量、身体、认知和 角色功能以及财务问题上明显更差，抑郁、焦虑和 痛苦程度更高。因此，鼓励癌症患者在身体状况允 许时或完成主要治疗后继续工作或重返工作岗位， 适当调整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对疾病康复也有所 帮助 ［155‑157］。 推荐意见24：年轻乳腺癌患者完成主要抗肿 瘤治疗后，应鼓励并支持其循序渐进重返工作岗 位。重返工作岗位有助于患者重新融入社会、调节 身心状态、促进全面康复（共识度：100%）；年轻劳 动力回归社会，对社会有重要意义（共识度：96%）； 可依据个体康复阶段与身体耐受情况，合理选择适 配工作强度，平稳回归社会生活（共识度：96%）。 《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6版）》撰写组成员 顾问（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江泽飞（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医 学部）；刘荫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任国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乳腺外科）；邵志敏（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宋尔卫（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乳腺外科）；吴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 科）；徐兵河（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药物临床试验研 究中心）；殷咏梅（江苏省人民医院乳腺内科）；张瑾（天津医 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三科） 执笔人：刘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 YBCC2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陈波（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陈佳艺（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疗科）；陈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乳腺外科）；陈前军（广东省中医院乳腺科）；陈蓉（北京协 · 2694 ·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陈茹（海南省人民医院乳 腺外科）；陈文艳（南昌市人民医院乳腺肿瘤内科）；陈占红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内科）；董朝（新疆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杜彩文（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深圳医院乳腺内科）；范蕾（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乳腺外科）；范照青（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 中心）；范志民（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乳腺外科）；傅芳萌（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乳腺外科）；傅佩芬（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葛睿（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普外科）；耿翠芝（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龚畅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郭宝良（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科）；郝春芳（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 院乳腺肿瘤内科）；何劲松（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乳腺甲状腺 外科）；胡泓（深圳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胡孝渠（温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黄晓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乳腺放疗专科）；冀学宁（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 瘤内一科）；江泽飞（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医学部）；解云涛（北 京大学肿瘤医院家族遗传性肿瘤中心）；金锋（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金亮（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乳腺外科）；厉红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甲 状腺外科）；李凡（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 外科）；李恒宇（上海长海医院甲乳外科）；李曼（大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肿瘤科）；李南林（空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甲状腺乳腺血管外科）；李婷婷（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 院生殖医学中心）；李炘正（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乳腺外 科）；李兴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甲乳 外科）；李志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李志华（南昌市人民医院乳腺外二科）；刘红（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二科）；刘健（福建省肿瘤医院乳腺肿瘤 内科）；刘洁琼（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刘强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刘蜀（贵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刘荫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甲状腺乳 腺外科）；刘运江（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刘真真 （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陆劲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仁济医院乳腺外科）；罗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乳腺疾病 中心）；马斌林（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甲状腺外 科）；马杰（河北省唐山市人民医院乳腺外一科）；马力（河北 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马小鹏（安徽省立医院普外 科乳腺甲状腺中心）；莫雪莉（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乳腺疾病 科）；聂建云（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三科）；欧江华（新疆医 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欧阳取长（湖南省肿瘤医 院乳腺内科）；潘跃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 瘤内科）；彭培建（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乳腺病科）；齐晓伟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钱立元（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乳甲外科）；裘佳佳（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护理部）；任国胜（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乳腺 外科）；邵志敏（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盛湲（上 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甲乳外科）；史艳侠（中山大学肿瘤防治 中心内科）；宋传贵（福建省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外科）；宋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乳腺外科）；宋国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乳腺肿瘤内科）；宋尔卫（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 科）；宋玉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乳腺肿瘤内科）；孙刚（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科）；孙光（吉林大学中 日联谊医院乳腺外科）；孙正魁（江西省肿瘤医院乳腺肿瘤 外科）；唐鹏（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 滕月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王碧芸（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及泌尿肿瘤内科）；王海波（青岛 大学附属医院乳腺病诊疗中心）；王浩（四川省肿瘤医院乳 腺科）；王嘉（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腺肿瘤整形外科）； 王墨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化疗与放射病科）；王瓯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王殊（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乳腺外科）；王树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肿瘤内科）； 王树森（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王涛（解放军总医院 肿瘤医学部）；王廷（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甲乳血管外 科）；王晓稼（浙江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王曦（中山大学肿 瘤防治中心乳腺科）；王昕（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 外科）；王永胜（山东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王永霞（东莞市 人民医院乳腺科）；汪成（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乳腺外科）； 汪颖（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内科）；韦伟（北京大学 深圳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吴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乳腺外科）；吴克瑾（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乳腺外科）； 吴畏（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吴智勇（汕头市 中心医院乳腺疾病诊疗中心）；熊慧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综合肿瘤科）；徐兵河（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肿瘤医院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徐莹莹（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薛妍（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 院肿瘤一科）；严靖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护理部）； 杨华伟（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杨谨（西安 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杨碎胜（甘肃省肿瘤医 院乳腺科）；杨雅平（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临床研 究中心）；姚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姚和瑞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内科、肿瘤内科）；姚静（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乳腺肿瘤科）；叶松青 （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乳腺外科）；易文君（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乳腺外科）；殷咏梅（江苏省人民医院乳腺内科）； 余之刚（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乳腺外科）；袁芃（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内科）；袁中玉（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 曾晓华（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中心）；张安秦（广 东省妇幼保健院乳腺科）；张超杰（湖南省人民医院乳甲外 科）；张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张瑾（天津医 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三科）；张军（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 医院甲状腺乳腺科）；张强（辽宁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张清学（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张清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内科）；朱丽（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甲乳外科） 中华医学杂志 2026 年7 月21 日第 106 卷第 26 期　Natl Med J China, July 21, 2026, Vol. 106, No. 26 · 2695 ·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1] Giaquinto AN, Sung H, Newman L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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